1993年，九十高龄的拉伦茨去世。

对规范分析而言，它一般不具有分析价值，但当人的自然需要、一定的社会习俗被纳入制度事实中时，也就成了规范分析的对象。如果把法律关系作为法律调整的结果，那么，引起它的法律事实就是外在于法律调整的，而不是法律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制度事实，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视角进行理解。例如，要探求法律存在和法律思维的根本问题，似乎只能借助于哲学的思辨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甚至语义学分析方法等等。其实，形式合法性本身和理性紧密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它也表明了一种价值追求。如此一来，法律便可由个人，或由种种关系所左右而随意宰制。人类创造了法律，但法律同时也给人类带来麻烦—法律并不总是带来便利的，它有时候反倒让人们的交往行为变得繁琐、复杂。

因之，社会分工背后所蕴含的必然是学术分工。规范分析的主要使命，自然也要基于对规范事实的实证而展开。正因如此，当我们讲家族法是汉民族最重要的习惯法时，绝不意味着它在汉民族中有统一的体系，相反，它的同一性只是一个形而上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客观实存的事实。

原因何在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人、财、物的流动，是劳动、资本和原、材料在流动中的结合。可以说，中国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构造及其运转，主要不是因为国家法的作用使然，而是因为其固有的民族习惯法的作用使然。最后，在价值选择上，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因全球化的事实而发生转向。于是，强大的政治国家、微弱的市民社会以及底蕴深厚的乡民社会之间形成中国社会三元结构的独特景观。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化的民族之一，在那里，有两种最基本的依赖关系，其一是血缘或亲缘依赖关系，其二是土地依赖关系。在乡土社会，传统的乡村自治、特别是在宗族力量强大地区的乡村自治，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杂姓村中，或许常常存在着势均力敌的几个姓氏，这也就必然意味着大姓之间的联合或者分裂决定着村务发展好与坏的具体状况。总之，在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使命的新的时代，家族法明显地走向如上两个相反的方向：既存在着强化的现实需要，也存在着弱化的客观基础。前者使乡民社会得以稳固，后者则令乡民社会从一般的血缘关系中溢出，通达、渗透并整合为整个中国农村的普遍性存在。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举措，更加前所未有地使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被纳入变革社会的行动选择中。

该市政府的如上做法，还清楚地表明在相关的活动中政府所发挥的明显而积极的作用。尽管在不少学者看来，国家法律对乡民社会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笔者也认为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运行面临着种种难题。就中国各民族而言，家族法更多地在汉民族共同体中发挥著作用。但是在中国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 ,乡民社会及乡规民约面临着如下的遭遇 ,即在生活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被城市化浪潮所激荡 ;在经济运作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受市场化趋向所左右 ;在价值选择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因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发生转向。

因此，全球化事实上在塑造着全新的乡民社会及乡民们的行为规范选择。当下中国学界对于习惯法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上。

对血缘或亲缘的依赖，构成其独特的血缘或亲缘文化共同体，而对土地的依赖，又使其具有某种意义的地缘文化共同体的特征。以上论述表明：当下中国的乡规民约正处于历史变革的十字路口，它既在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固有领地，并期望有所作为，但又不得不随着社会变革的需要而改变、削弱甚至隐退自身。

因此，这里只能大体勾勒的是作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乡村村民的生活绝不仅仅是由国家正式法律所调整和支配的，与此同时，作为乡俗的多元化的地方习惯和习惯法是其日常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最主要的规则根据。当代中国乡民社会中乡规民约的第四种表现形式是：官方在乡民社会的非正式经验。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通过法律的方式给这种经验以法律定位，但它的普遍推广，业已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正式效力的经验。在熟人结构的乡民社会中，尽管国家的法律也原则性地调整相关的社会关系，但人们日常秩序的形成，主要所靠的是温情脉脉的血缘或者亲缘关系。特别在中国，广大的乡民对城市化的生活寄予了一种强烈的羡慕和渴望，而政府也因为追赶型现代化的影响，把城市化的发展赋予了一种国家盛衰之类的意识形态含义和道义价值。但这决非国家法律在乡民社会的无效。

如果说前者因为迁徙自由权尚未被宪法所肯定而存在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后者正好补救了因迁徙自由的不存而带来的城市化的迟缓问题，从而使城市化浪潮在中国迅速兴起。重要的是，当下中国对乡村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法律主要是根据国际标准和全球化的要求而制定的。

这也就决定了皇权国家与宗法社会的分别和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应不可同日而语，决定了在皇权国家与宗法社会的分别中很难自发地诞生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来。通过地缘文化关系，延伸、拓展着中国乡民社会的范围。

他们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即使从事市场贸易活动，也不可能根本摆脱乡民社会的规则架构，而走向林毓生描述的那种彻底反传统之路。初入城市社会的乡民们在根本上缺乏处理陌生人关系的规则意识和习惯，因此，把乡民社会的固有规则照搬于此也就无可厚非。

在古典的中国，《唐律疏议》就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了家庭的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刑罚不可驰于国，笞捶不可废于家，事实上，这是在法律上对业已存在的皇权国家与家族社会两分、对刑罚权与家父权两别之事实的一种法律认可，即对家族法之客观社会作用的一种正式承认。于是，市场化本身就在不断解构着固有的乡民社会的规则系统。另一方面，即使置身于市场活动中的农民，总的来讲仍然是一群离土不离乡的人。与此同时，由于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当代世界体系中，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一员，因此，国家立法必须考虑全球化和世界性内容。

此种情形，导致了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构造中对家族法的格外青睐和关注。它的乡规民约更在此种检验之列。

前者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出现了数以亿计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他（她）们几乎全年在外做工，相当一部分甚至还带着其全体核心家庭成员在外做工，如果不是现行户籍制度限制了其向市民成员的发展，则他们完全有可能融入市民社会中。这就在客观上提醒人们：究竟家族情感式的企业经营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无情的社会事实业已使人们对家族式企业的能力和效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于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改弦更张，从注重家族式的经营传到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关注。

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因此，研究中国乡民社会的状况，特别是其规范生活方式，对于进一步建设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许不无裨益。正因为如此，在古典中国所存在的皇权国家和宗法社会的分野，是一种只是自然的事实，而不是自觉的事实。

正如前述，在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通过法律）作用于乡民社会的内容是全方位的，其事实效力也绝对高于本土性的乡规民约。如前所述，我将乡规民约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类。如上情形，使其对乡村的土地即使不陌生，但在态度上也不再积极。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在外乡的生活，使其对仍在家乡的血缘或亲缘关系不再象以往那样倾注其全部的热诚。

我们知道，习惯法大体上是一种自发的乡民规则系统，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动中的法，它往往通过乡民们的口耳相传和行为操守而得以公布、贯彻和落实。而家族法尽管是家族内部的知识阶层有目的地制定的，因此，许多家族法在逻辑上是相当严谨的，但由于其效力范围只及于家族内部，所以，家族法往往具有秘密的、不公开的性质。

上述情形，客观上又使得家族和家族法发生社会作用的基础在悄然生变，市场经济在解构着传统的家族力量和家族法的作用。前者泛指一切乡土社会所具有的国家法之外的公共性规则，而后者则仅指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帮助、指导下，由乡民们自觉地建立的相互交往行为的规则。

中国的乡民社会正是这种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的结合体。这就使全球化及其规则在乡民社会遭遇到种种挑战和难题。